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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城官网会员注册:董必武与《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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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5

  吴  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宣言,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教育引导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上,都留下了《共产党宣言》的深深烙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正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刊物,找到了中国革命新的希望和通往理想社会的真正道路,逐渐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一、《共产党宣言》在董必武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必武成长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图谋瓜分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年轻的董必武怀抱着救国救民的热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追随孙中山的董必武,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上奋勇搏击,却不得不面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惨淡失败,最终陷入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地步。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是否还能走得通?在失败的困境中,董必武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继续思考,艰难探索,顺着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前进。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让董必武欣喜地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后来,董必武曾回忆这段历史说:“五四运动发生后,我因革命工作新策略新方法而纳闷,于是同朋友们商议这些问题。那时候,有一个名叫李汉俊的中国留学生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他曾经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跟我谈了这些问题,因此我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十月革命爆发后,董必武对列宁领导的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深感钦佩,但是还没有真切了解这一革命所具有的深远意义,直到他在李汉俊那里读到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书籍,并听了李汉俊的详细介绍后,才比较深刻地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共产党宣言》在第一部分中指出:“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董必武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领悟到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那就是:不是会党,不是旧军队,而是普通的人民大众,才是决定历史和革命成败的决定力量。正是在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过程中,董必武深刻认识到中国要革命,要独立,要解放,要自由,要民主,必须唤醒民众、接近民众、组织民众、依靠民众,并由此奠定了他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1919年6月,董必武的革命挚友潘怡如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孙中山指示潘怡如到湖南策动“联桂反段”。董必武劝说潘怡如:“中国革命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从此,董必武开始自觉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实现了个人新的历史飞跃,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征途。

  二、《共产党宣言》是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教材

  董必武在上海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救国救民干出一番新的事业。但是,决心易下,从何处着手成为了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董必武与革命同志张国恩、詹大悲等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办报纸、办学校是最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最有效方法,也最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和特长。无独有偶,此时在长沙的毛泽东同样把办学校和办报纸看成是增长干革命力量,点燃革命燎原之火的最有效的方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和董必武,都把办报纸、办学校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并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的历史事实。

  筹办私立武汉中学,是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964年4月,董必武在武昌东湖宾馆接见武汉中学师生代表时回忆说:“当时我们办学校有个目的,对北洋军阀不满,有反抗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意图,想在旧社会办点新事。”董必武所说的办点新事,就是要办一所新型学校,在学校培育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型人才。在武汉中学,董必武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育新人上,为了引导学生学习革命思想,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他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作为重要教材,采取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他通过指导学生办刊物,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编写《政治问答》等介绍新思想。他还先后邀请李汉俊、钱介磐(钱亦石)、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到校演讲社会主义问题,灌输革命思想。他亲自为学生出作文题,修改文稿,使学生得以在学业和思想上并进。

  在董必武等人的努力下,私立武汉中学成为了培育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来自董必武故乡黄安县(今红安县)的学生张行静从董必武那里得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如获至宝,每读一句,都用笔在旁边做上记号,并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如今这本封面印有马克思头像,扉页上写着张行静名字的《共产党宣言》被国家文物专家确定为一级革命文物,被红安县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收藏,成为了珍贵的革命文献。毫无疑问,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同时也是董必武在武汉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生动教材的历史见证。

  三、《共产党宣言》为董必武组建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提供了重要指导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从董必武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董必武参与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过程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他能读到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对于他开展建党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0春,正当董必武为筹划私立武汉中学日夜奔走的时候,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李汉俊写信告知董必武,上海已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希望董必武等人在武汉也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对于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十分关注,他委派已经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回到武汉协助董必武筹建党的组织。刘伯垂到武汉时,带来了陈独秀等起草的党纲草案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惠僧在《创党的开始及武汉临时支部》一文中说:“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员政治活动规定很严格,如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政党等。”刘伯垂以律师的公开身份来到武汉,在位于武昌抚院街的律师事务所见到了董必武,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董必武也通报了在武汉地区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进展情况。不久,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举行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其实就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人,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情况,讲述了党纲草案的内容。会议宣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从此,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无产阶级党组织的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北早期组织的过程中,《共产党宣言》对董必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董必武通过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梦之城官网会员注册:在马列主义建党理论的指导下,与陈潭秋等紧密结合,积极投身湖北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党组织的大发展努力奋斗,堪称“群英结党救中华”的楷模。

  来源:《湖北机关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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